[10]See Tessa G. Leesen，Gaius Meets Cicero: Law and Rhetoric in the School Controversies， Brill Academic Pub， 2010，p.53 [11]同前注[9]，优士丁尼书，第85页。

实际上，这一技术性的推理蕴含着政策考虑，那就是让荒芜的土地尽快得到利用，生产出粮食等作物以满足国家的需要。而第三段回到了第一段提出的占有原因的问题，通过占有让与使受让人取得了完成取得时效的正当原因。

之所以模仿雷森的方法，乃因为她的方法深得西塞罗等学者方法的神髓。[30]菲韦格丝毫未意识到本段中隐含的占有的接续主题：债权人本是让债务人自己占有质物的，如果他将质物抵押给第三人，债务人的占有就被剥夺了，导致时效中断。民事占有是为占有人自己的占有，自然占有是为他人的占有。第一段讲的是占有在同一人手中的承接，此等人从没有原因的占有人变成了具有合法原因的占有人。（8）指定监护人之前应否先指定继承人。

但是，从恶信占有转化为诚信占有的人，不被认为改变了占有原因，诚信占有的原因被视为他的占有原因。此外，如果我希望对之根据要式口约主张一块土地的人将对土地的占有让与给我作为清偿，这足以让我以长期占有取得该土地。这些纠纷都是通过村规民约协调解决的。

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对乡规民约等农村习惯法进行了确认。爱好文学的崔书江善说一口农村土话儿，做百姓思想工作像拉家常，还不停地倒水递烟。在农村社会，奉行着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精神，村民们也奉行着树之艺、种之谷、桑之麻、万事不求人的基本生活原则，社会关系较为稳定。集体与个体方面，乡规民约等农村习惯法都比国家法律更多地介入农村民间的日常生活，它以协调乡间公共秩序为己任，以团体为本位，坚持处事中集体利益优先、团体利益优先的原则，个体作为家庭、家族、村落中的一分子而存在。

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县的曼井烈乡傣族女青年岩宰末奉玛1982年从境外回来随父母居住，后因村里人畜生病，她被指为琵琶鬼，1984年家中大小牲畜遭枪杀，房屋被焚烧殆尽，全家12口被驱逐到国境线上。在人身方面，农村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主要表现在拘禁、强奸、通奸等行为。

山核桃树归胡某，必须把树向上移栽两米，不得影响张某田间作物采光。在债权债务方面，对欠债不还的，不少农村的习惯法规定可以任意拉债务人牲畜、财物乃至土地、房屋清偿。维护民族地区的优良传统美德，不讲鄙话，不做鄙事。原告作为集体组织成员享有与当地村民同等的权利。

当国家法律与农村习惯法不一致时，法官宜通过调解把当地的习惯法揉进国家正式的规则里，进行调适性适用，以便求得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和情、理、法的统一。具体表现为： （1）农村习惯法是农村特定社会群体共同意志的体现，其目的主要是维护这些特定群体的共同利益。（二）农村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 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曾提到一个国家法与农村习惯法冲突的例子：某地乡间有某男子同某个有夫之妇通奸，被女人的丈夫抓住，打了一顿。法的内容和实施具有比较明显的主观色彩。

据悉，金山镇通过林权改革后，新修订、完善护林防火《乡规民约》已在184个林改村陆续开展。习惯法表现出内外有别特点，只有其内部成员有资格分享利益，对外部成员具有排他性或采用另一类标准。

废除婚约，情节严重的罚款50元，并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农村习惯法中有关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与国家宪法、婚姻法的规定也是一致的。

通过法律的规定，影响人们的动机和行为。不少农村地区发生纠纷乃至刑事案件后，往往不向国家司法机构提起诉讼请求裁决，却按习惯法规定解决。进入专题： 国家法 习惯法 新农村建设 。习惯法对于源于血缘、地缘关系的社会交往、互惠行为进行调整，有助于保障农民的生活、促进农村生产。而村民们也认为他们是村里的英雄，他们实际上是在为全村人受过，他们的行为是值得原谅的。在具体纠纷解决过程中，要把国家法同农村习惯法综合起来考虑，适当参照农村习惯法。

2003年初，油田委托其工农科、乡政府支油办、村委会向被占地户先期预付一小部分三万元补偿款，此时，一亩合2000元，对被占地的农户进行补偿，后续的一大部分补偿款等结算时付清。农民在用水灌溉、日常耕作、房屋修建、生活娱乐等方面，都需要合作和互助，互助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大量的生产性的基础设施，从一般的流通领域到生产领域，再到农村金融。

事后当地村民群众意见较大。1、在法的内容方面，农村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涉及公共秩序、民事活动、违法犯罪等领域。

村民与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物质和精神的联系，农村习惯法建立在土地、与土地相连的农业社会基础之上，是基于解决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秩序问题，因此农村习惯法具有明显的地方特点。农村地区的纠纷多发生在家庭成员、邻居、村人之间，多为家长里短式的细故之事，运用调解方式既解决了问题，又节约成本，亦不伤和气。

就这样，一个不起眼的细节拉近了崔书江和李某的距离，赢得了女方的信任。案件上诉到德州中院，熟悉当地乡风民俗、农村习惯法的崔书江意识到，要使此案彻底定纷止争，必须调解。某村曾经发生一起这方面的纠纷：2002年12月，某油田（以下简称油田）在原告刘甲承包的耕地内打了一口代号为209--66油井，该油井共占刘甲所在的以村委会（以下简称村委会）为发包方，由刘甲、刘乙、刘丙、刘丁四户承包的耕地约15亩左右。如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全民义务植树的奖惩暂行办法》、《福建省森林防火实施办法》等等，山西省人民政府  《关于全民义务植树的奖惩暂行办法》就规定：各地、市、县绿化委员会要发动群众，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由群众自己制订爱林护树的乡规民约，互相监督，违者按乡规民约处罚。

于是，这家人被咒为不拔一毛给乡里乡亲，赚钱只为自己、应遭天报应的坏人。农村习惯法在调整范围、功能等方面补充国家法。

今后，我们应该积极开展立法工作，协调好国家法与少数民族农村地区习惯法的关系。作为自我教育、自我约束、互相教育和互相帮助的基本规范，包括乡规民约、村规民约在内的农村习惯法解决了很多的社会矛盾，使得农村社会比较和谐。

如一九八三年的广西龙胜泗水公社周家大队的村规民约就规定：全大队公民必须严格执行党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做执法的模范。农村习惯法主要依靠语言、行为进行传播、继承。

习惯法具有传统的株连性、牵连性特点。其次，有些行为，按国家法规定为重罪，但农村习惯法却认为是轻罪的，国家司法机关、执法机关就不必一定囿于国家法律条文具体规定，对违法犯罪分子可从轻或减轻处罚。在当代中国农村，这样农村习惯法与国家法冲突的情形依然存在。法院审理认为，村、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合法权益依法受法律保护。

 在我国农村地区，对于纠纷处理缺乏明确的国家法律依据的案件，大多依照村民能够普遍接受的乡规民约等习惯法进行劝解，促使纠纷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一、农村习惯法的特点 习惯法是独立于国家制定法之外，依据某种社会权威和社会组织，具有一定的强制性的行为规范的总和。

广大党员干部和全体村民都不许自觉遵守以上村规民约，凡日后损坏村规民约之规定，按此村规民约之条例对照处理。龙溪乡人上告到县里，公安局后来查到了是这八青年干的，没收了火药枪六枝，并分别进行了7-15天的不等的行政拘留。

被告所谓的包活地即法定 30年承包合同期内内可随意调整，由此产生的补偿款分配标准为补偿款归集体均分，一少部分归被占地户，再由集体给你均分好的地块。其配偶，要么离婚留下，要么走人。